校友動向 2019-02-27T17:35:28+08:00
  • 打開心窗 尋找愉悅 —— 陳秀芬校友(1991/醫學)

    訪問:鄭穎茵(2006/中文) 陳秀芬(1991/醫學)是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名譽臨床副教授,有超過二十年治療情緒病及精神問題的經驗。陳校友亦是國際認可的榮格學派心理分析師,近年專注發展精神科醫生的心理治療培訓工作。公餘時間陳校友熱愛運動,常到不同地方參加馬拉松比賽,並屢獲佳績。   精神健康問題近年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為甚麼會有這個趨勢? 香港社會變化快,政治、經濟環境本身已瞬息萬變,加上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隔代矛盾、資源競爭等問題,都大大加重了我們的精神壓力。當大家容易感到生活徬徨無助,便有機會引發各種情緒病,例如焦慮症或抑鬱症。 其實每個崗位都有各自的困難,不論年齡背景職業都不能倖免。以學業壓力為例,近年情緒病有年輕化跡象,小朋友的求助個案每年都不斷上升。雖然現在物質生活豐富,但小朋友面對的競爭、家人的期望和要求卻同時增加。父母的焦慮會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了小朋友。如果父母經常把「未來的世界很可怕」、「總要贏在起跑線」等觀念灌輸給小朋友,那麼他們又何以建立安全感呢﹖ 我遇過一位小朋友,每天都感到非常驚恐,而且不願上學。原來媽媽對他的家課要求甚高,如果被發現做錯就要全版擦去重做。媽媽的原意是要讓小朋友培養認真做事的習慣,但我們試試代入小朋友的處境:每份家課都要重做幾次,很自然他會改出眼淚來。如果他生活上其他方面都要應付類似的要求,那麼他每天就是不斷重做和改正。這不單是修正某一錯處,而是令他以為整個人生都是個錯誤,大大影響了自尊心和自我形象,成為他成長中的困局。 即使一般人不一定經歷過兒時的深層次創傷,但在人生階段的轉變關口,一時應付不來也可能引起情緒問題。有一位幼稚園教師,她常常擔心自己對小朋友太兇惡,又怕做錯事連累同事,工作壓力大得令她害怕上班。那時她剛結婚,面對人生角色轉變,同時又因照顧父母時間減少而感到內疚。這些重大轉變令她患上焦慮症、強逼症和抑鬱症。可幸經過一年的藥物和心理治療,她漸漸康復並適應新生活,慢慢兼顧自己不同的角色和工作。 陳校友熱心推廣精神健康教育,二零一八年五月她為崇基學院校友會晚餐講座擔任嘉賓講者,分享「從夢中得心靈成長之道」。   精神科治療的過程是怎樣的? 精神科治療主要分為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心理治療的時間長短不一,有些個案只需數月,病人在醫生協助下便可以自我調節過來;如果問題牽涉一些深層次創傷或缺欠,治療時間可能需要一至兩年,甚或更長時間。 成人的個人形象和性格都是從小形成,主要與家庭教育和遭遇有關,這些背景就像建築房子的支撐骨架,長大就是把經驗逐漸建構上去。對自己缺乏信心的人,不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好;他們不相信自己的情緒訊息,凡事均從負面去想,同時又很介意別人的目光,難以信任別人。這些問題需要心理治療,透過整合意識和潛意識,再透過圖像訊息了解根源,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強項和可能性,從而改變對自己看法,進一步改善與家人的關係。心理治療就是讓病人慢慢建立對人的信任及將來的盼望,重新找到自己的立腳點,讓他們重拾重心,可以感受到自在、滿足、愉悅。治療過程中,醫生會讓病人了解各種可自我支援的方法,內外整合,好像把不同資源和工具放進病人的「百寶袋」裏。 有些病人會自行停藥或沒有再見醫生,可能會引致病情反覆。其實他們在痊癒後需要較長的穩固期。他們不斷掙扎,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去站穩陣腳,只是未有周詳計劃便自行決定停藥。我們應以同理心看待,欣賞他們的良好意願和動機,不應加以責怪。經過心理治療後,將來若他們再遇到困難,都可以在「百寶袋」中拿工具來應用,也會比較清楚甚麼時候要再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陳校友曾到瑞士學習榮格心理治療,過程中由老師對她進行心理治療,讓她自己也成為受助者。畢業的時候,老師把這個塑像送給她,希望她謹記作為受助者的經驗。塑像是老師的母親留下的珍藏,有承傳意義。大象的母性亦有照顧孩子、承載別人的意思。     一般人對情緒病和精神病有甚麼誤解? 大眾一般認為身體患病非個人能力所控制,所以應尋求醫生幫助;但另一方面卻偏頗地覺得情緒出現問題,就反映一個人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為甚麼就不能簡單地「想開一點」。其實精神健康問題並非「脆弱」的人的專利,而是每人都有機會遇到的危機,分別只是在人生哪一個時候出現。有些人在環境突變,例如家人離世、轉工、生孩子、退休……,都會遇上適應問題。尤其當幾個轉變同時發生,風浪太大,人便容易站不穩了。 當我們摘下有色眼鏡,嘗試設身處地去代入別人的情緒困境,也不難感受到箇中的困難和徬徨,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個容易面對的關口。當身邊有人遇到情緒問題,我們首先不要令他感到尷尬而不敢求助。如果他感受到身邊人都願意同心合力在困難時扶他一把,樂意助他慢慢站穩,他也會較易重拾信心面對困難。 其實很多處理事情的方法,都不是只有「絕對好」和「絕對壞」兩個極端,中間可以分成一百份不同的可能性,停下細想,你會發現每一份都有其獨特可取的地方,不是某個單一絕對的準則可以量度所有的價值。面對生活的困難,最重要就是退後一步,找到那一個中間平衡、讓我們感到愉悅的位置。               沙盤遊戲治療是榮格心理分析的其中一種方法,透過借用圖像理解潛意識。受助者以沙自由創作立體畫,完成後醫生不會要求受助者解釋立體畫的意思,而是問「有沒有甚麼想說」,從而理解受助者內心的狀況和正面對的挑戰。  

  • 感受當下 靜觀日常 —— 專訪崇基心理學教授麥穎思

    訪問:梁嘉麗(2004/社會學) 麥穎思(Winnie)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及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二零零零年於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精神科學系完成博士課程後,於二零零二年回港到中大任教,並加入崇基學院。麥教授於二零一五年創辦社區團體「說書人」,與經歷過情緒問題的人於社區分享他們的故事,目標是消除大眾對曾經歷情緒及精神病的朋友的誤解。二零一七年她創辦網上心理健康自學計劃「賽馬會心導遊計劃」,帶領參加者改善心理健康。麥教授更於去年開展「日常心活」計劃,於崇基,以至中大及各大專院校內推廣靜觀,助大學生發現和肯定自己的價值。   在紅牆綠瓦中,我們坐在蓮池旁,談甚麼是靜觀。崇基心理學系教授麥穎思(Winnie)說,只要讓自己覺察當下,留意此時此刻的感覺,在想甚麼、情緒是怎樣,其實就是靜觀。我們都靜下來,注視着因為訪問而略帶緊張的自己,看見身邊遊人如鯽,還聽見樹上小鳥叫聲,感受筆下白紙的質感。「我們每分鐘都很忙碌,拿起手機就看Facebook、跟人WhatsApp,城市人很難沉澱於當下。跟朋友約會聊天時又忍不住同時回覆訊息,到底應該聊天還是看訊息?這是一個自主的回應。」對於Winnie來說,靜觀從來都是一種對現實的回應,是一種可以自主選擇的生活態度。 近十年智能手機流行,我們變得更「忙碌」,生活充斥着太多外來的感觀刺激,卻缺少了讓自己安靜下來、聆聽內在需要的時間。很久以前,也許人類對感覺和身體都很了解;但科技進步了,人類對自身的認知卻同時退化了。覺察自身,成為了一門需要學習的課。Winnie學習靜觀已超過十年,回想學習初期,的確一點也不容易︰「思緒很容易會不停轉,我學習去留意自己分了心,覺察它,並回到自己的呼吸。」   有意識地生活 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能靜心觀察︰進食、走路,也能靜觀。Winnie每天早晚都會打坐,進食時就會專注於五感︰「吃東西時,我會專注食物的味道、質感、香氣。食物給我怎樣的感覺?靜觀讓我們更有意識地生活。」 拍照時,Winnie坐在長椅上,也許有點不習慣面對鏡頭,腰背稍微彎曲了,她亦笑言,自己很容易犯這個毛病,直至接觸了靜觀,才開始察覺到這個肢體小動作︰「行住坐仰,全都能帶入靜觀。肢體動作會連繫到身體痛楚,察覺後就能時刻提醒自己,作出調整。」Winnie說話時面上總帶微笑,聲線平和而溫婉,也許跟她是佛教徒有關。然而,靜觀雖源自佛教,卻早已發展成非宗教式的修練,不少人更依靠靜觀來穩定情緒。    (左圖)本年初Winne主持的「日常心活」計劃和崇基學院合辦「未圓湖畔系列 — 日常心活 靜觀體驗工作坊」,透過舉辦禪繞畫和坐禪工作坊,讓大學生在繁忙的生活中,嘗試培養靜心觀察的習慣。 (右圖)「日常心活」計劃印刷了不少貼紙,讓參加者貼於不同物件上,提醒他們時刻觀察自己的感覺和情緒。   學懂承載負面情緒 我們也許都聽過不少靜觀助人管理情緒的故事︰情緒乖戾的人,因為練習靜觀而變得和善;不少研究亦證實,靜觀能紓緩生理及心理狀況。Winnie笑言,減低負面情緒只是其中一方面,靜觀的意義是更廣闊的。通過靜觀,人會更了解自己情緒,自然就發現情緒本身根本沒分好壞:「傷感是因為失去一些東西?發怒是因為事情不合心意?這些其實都是訊號。」當坊間充斥着「如何踢走負面情緒」的文章時,她卻提醒,我們必須聆聽這些情緒訊號︰「為何不容許負面情緒?這是一種表達方式,我們以為發怒代表不理智,相反,靜觀讓我們懂得承載自己情緒。」 兩個小時的訪問中,Winnie娓娓道出她的故事。站在課堂講台的她充滿神采,難以想像中學時代的她,竟是一個容易緊張和焦慮的女孩。Winnie小時候非常害羞,不敢跟人說話︰「回想起來,其實我那時有社交焦慮。」十歲那年她一家移民美國,在彼邦度過了小學到研究院階段。除了適應新環境,Winnie更要面對種族歧視,這曾令她十分困擾︰「中國人始終是少數,有當地同學叫我 『Go back to China』;我們的外表不同,就會被歧視;跟其他人不一樣,又會被欺凌。」後來她逐漸明白被歧視的原因,只是純粹膚色跟他人不同,才慢慢學會釋懷。 從焦慮女孩 到心理學專家 命運總是那麼難以預料,一個有社交焦慮的女孩,卻因為想更了解自己而跑去讀心理學;而她心深處的另一扇門,從此被打開了。這扇門,更一直通往推廣精神健康教育工作,以及替精神病「去污名化」的道路。在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精神科學系完成博士後研究後,Winnie毅然回港任教。她發現精神病患者被歧視的情況比想像中更嚴重︰「我以為香港很Liberal,為何會變成這樣?正因為精神健康跟所有人都息息相關,所以我決定要留下來推廣這方面的知識。」 每個人都會經歷低潮。當我們自己都遇過情緒不穩,還會去取笑別人有情緒問題或精神病嗎?Winnie認為,讓社會減少對精神病患者的偏見和歧視,不只是醫生和專業人士的責任︰「這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事!」例如在公共場所或職場中,看見有人作出少見的行為或舉止,當人們在竊竊私語甚至取笑那人「神經病」的時候,我們可以不參與甚至勸別人停止取笑。她認為香港社會對精神病的認知太低,而她的使命就是通過教育,讓社會能欣賞多元,讓大家的胸襟都更廣闊。 小孩亦能看顧自己 除了替「精神病」去污名化,Winnie亦希望透過不同的平台,讓更多人培養靜觀的習慣。靜觀近年開始普及,不只是工作壓力大的成年人需要,原來靜觀的訓練,是愈早開始愈好。無論是靜觀練習,或是有關情緒的教育,即使小學生亦適合︰「其實我們從小就應該了解自己情緒,情緒起伏時要學習如何排遣。香港的中小學很着重學術訓練,但其實社會技巧、創意、情緒管理同樣重要,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可惜現時的教育在這方面根本沒有認知。」 透過靜觀,人們專注當下,暫時抽離繁囂的都市生活,認識自己的所思所想︰「這樣就能夠找出自己所追求的價值觀,不會盲目地跟大隊走。」靜觀,是生活日常;觀省自我,就是好好的照顧自己,然後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Winnie指出不少港人都經歷過情緒崩潰的時候,我們要學 習的並非摒除負面情緒,而是了解自己為何會如此,這種 學習更應該從小開始。

  • 倒數時刻 ── 黎育科教授(Derrick)(2004/地理與資源管理)、嚴鴻霖教授(Steve)

    颱風的意義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可能只是額外一天的假期,最多也不過是外面風雨大一點吧。直至今年九月超強颱風「山竹」來襲,大家才從遍地塌樹、滿街碎玻璃、東歪西倒的街燈路牌,甚至搖晃的大廈中親身感受到極端天氣的威力。「山竹」的吹襲除了考驗我城的應變能力外,還為我們響起了一個警號 — 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原來比我們想像的大,而且極端天氣更是近在眼前的威脅。 全球氣候暖化嚴重,極端天氣的出現日趨頻繁。「山竹」正好提醒我們不要只關心停工或停學與否,更重要的是,我們已到了挽救氣候轉變的倒數時刻,如何回應才是關鍵。兩位崇基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教授 ─ 黎育科教授(Derrick)(2004/地理與資源管理)和嚴鴻霖教授(Steve),從科學角度回應坊間部分人對環保的看法,從而探討我們作為地球的一分子,如何從日常生活習慣中為保護環境盡一分力。 訪問及整理:鍾啟然(2000/翻譯)、鄭穎茵(2006/中文)、阮珮恩(2016/英國語文研究與英國語文教育) 平均氣溫上升零點幾度算甚麼? 「山竹」也只是個偶然的自然現象吧! 極端天氣不單是自然現象,更是人類活動影響的結果。 黎育科教授:Derrick      嚴鴻霖教授:Steve Steve:今次「山竹」掠過香港只有約一天時間,雖然其威力大,但幸好它逗留的時間短,而且沒遇上天文大潮,所以造成的影響已比預期少,這實在是幸運。如果沒有這些因素,這種級數颱風的威力可能已超過香港整體城市建設可承受的範圍。   Derrick:有關超強颱風出現的機會,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 IPCC)於二零一三年發表了由全球科學家代表編寫、共數千頁的第五次評估報告,指出人類活動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全球變暖的主因。從冰芯資料重整過去氣候紀錄所知,現時全球氣溫上升速度之快、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之高均是前所未見。全球暖化令海洋儲存大量能量,於是有更大機會形成超強颱風。有些人以短期的天氣現象質疑全球暖化:天氣熱的時候只是剛巧受熱浪影響,反正到了冬天又會下大雪,那就表示沒問題吧﹗可是氣候變化並不是只看單一次的熱浪或寒流,而是觀察和比較長期的數據和資料。   Steve:我們常常強調的長期影響,一般公眾可能難以感受到。例如我們說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零點五度,一般人可能覺得沒甚麼大不了,甚至認為是小題大做,但從科研角度看便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還記得兩三年前,暑假時我到英國和西班牙,恰巧遇上熱浪侵襲歐洲,氣溫竟高達攝氏五十度以上,但濕度卻只有百分之十,非常酷熱但不流汗。極乾燥加上高溫的天氣,使我感覺就像身處焗爐中,也深深感受到極端天氣對人類的影響。     氣候變化與我有何關係? 環境的事我也無能為力! 要管理環境,先管理人。 Derrick:各國在《巴黎協定》中協議,要控制全球變暖幅度比工業革命前不超過攝氏兩度;而要達到此標準,全球可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積上限就只有約三萬億噸。從工業革命至今的總排放量為約二萬億噸,即是我們現在只餘下一萬億噸的「配額」。如現時各國的碳排放速度維持不變,未來二十五至三十年就會達到上限,屆時全球平均氣溫一定會上升超過兩度。更令人擔心的是,現時蘊藏於地下的化石燃料,如果全數用光的話,估計會排放三萬億噸二氧化碳,遠超上述控制全球變暖幅度的指標,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想方法減少使用化石燃料。 我的恩師林健枝教授曾說:「管理環境,其實就是管理人類」。最終各種科學解決方法成功與否,都是取決於人的參與。雖然我們感受過「山竹」吹襲、酷熱天氣等,但我們會否因此放棄一點方便,或者改變一些破壞環境的生活習慣呢?現實是很多人即使看到問題也不願改變,大家都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這是公共資源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例如一些人會問:空氣、水源等人人皆可享用,為何要我去保護呢?為何在我保護的時候,其他人卻可在另一邊繼續污染呢?因此,要取得不同人的共識,然後大家攜手作出改變,是解決氣候變化最困難之處。 Steve:除了合作的問題,公眾對於氣候變化的迫切性亦認知不足。大部分人都以為,環境問題可以留待將來才處理。但可惜地球環境的承受能力有限,當氣候系統過了臨界點,改變了的氣候便無可挽回,那時再想補救已太遲了! 科技進步,不是可以解決很多環境問題嗎?轉用電動車、廢物回收等已很環保了吧!

  • 一個都不能少 — 吳靜雯(1992/心理)

    訪問:陳以衎(1972/哲學) 去年七月的一個早上,窗外下?大雷雨,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師生卻忙於迎接來賓,在黃竹坑創校原址精心佈置的禮堂內,教育局的官員、該校校董和學生家長們都出席其三十五周年校慶的慶祝典禮,並細心欣賞由全校學生合作的才藝表演。學生們雖然是輕度至中度智障,但大家為了這天的表演,過去一年來都在老師協助下不斷努力練習短劇、歌舞、功夫、樂器合奏等,殊不簡單。   二百多人的謝幕 終於來到謝幕的時刻。雖然已經綵排過五次,大家心情仍有些緊張。家長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努力搜索自己子女的身影。在老師和家長義工幫助下,全體二百多位身穿各種顏色運動服的學生,紅黃藍白的都擠滿台前,一起向台下的嘉賓和觀眾鞠躬謝幕。這幾秒鐘的謝幕,也是吳靜雯校長兌現了她七年前對家長許下的承諾 — 她剛到任時曾寫信給所有家長,說要「為每一個學生搭建一個自己的舞台,一個都不能少。」 吳校長說起去年的這一幕仍然很感動。她的學生除了智障外,大多是自閉、或有其他情緒行為等問題 — 有些不會說話、有些不自覺經常搖晃身體、有些十分害怕接觸人 — 尤其懼怕人多擠迫的場面。回想謝幕一刻,竟然沒有一個學生發脾氣,而且更面帶微笑︰「為?這個很簡單的動作,家長都很開心,因為他們都意想不到他們的子女可以做到。」謝幕完畢,不少家長立刻走到台前跟孩子們擁抱,大家都為?這小小的大成就而十分感動。 吳校長回想第一次看綵排時,只有二十多位同學代表謝幕。當時她心想,我們二百多人都有表演,應該二百多人一起謝幕才是。但要在短時間內組織全體學生一起謝幕,對師生來說都似乎很困難,於是決定自己動手一起幫忙,她笑說:「在謝幕一刻之前,老師都想像不到這個目標有多偉大。」     獨立而有尊嚴的個體 對吳靜雯來說,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做這個小小動作,蘊含着重大意義。吳校長對特殊教育有個理想,就是要把每位學生都視作個人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訓練他們獨立,從而建立個人尊嚴。吳校長希望在學校和宿舍,透過老師和社工把獨立的感覺帶給學生︰「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依附着別人生活,亦不是別人的包袱,他們是獨立的個體。」 獨立未必是外在的表現,反而是一種心態和感覺。吳校長心目中的獨立,就是「每樣事情都能說是自己的選擇,更有信心去為自己選擇,這其實就是獨立的表現。」能做到這一點,對一般學生來說都不容易的,她又怎樣訓練該校同學有信心憑自己的力量去作出選擇呢?吳校長的方法,就是把事情都放手給同學自己處理,由起床、刷牙、洗面、換衣服等自理的事情開始,培養他們獨立的能力。   那漫長的特殊教育路 吳靜雯一直從事特殊教育工作,她的教育理念又從何而來?二十多年來她把一批又一批輕中度智障的學生培育成獨立而有尊嚴的個體,除了中間有七年曾在教育局負責智障教育課程設計和規劃外,其餘時間她都在學校裏,跟學生一起學習和歡笑。其實吳校長也不是從一開始便很清楚自己會從事特殊教育工作,但她自小就對「如何學習」很有興趣 — 小學時在教育電視看過十九世紀既失明又失聰的美國作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故事,當時年紀小小的她已不斷在想,海倫既看不到又聽不見,究竟是怎樣學習的呢? 吳校長謙稱自己中學時不是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文理科都不突出,結果選了面試社會科學學院,在不大清楚的情況下入了心理學系。當時她最有興趣的科目,是馬慶強博士講授的「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是有關嬰孩到兒童少年的心理發展。另一個對她影響很大的科目是「行為主義(Behaviorism)」,這科目讓她發現原來人很多行為習慣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除了讀書,吳校長當年亦十分活躍於校園生活,曾參加宿舍、系會、文宣隊等活動,認識不同班級和學系的同學。剛進大學時就遇上八九民運,當時大家都受很大衝擊,常常思考個人在時代中的責任。這一段段在校園裏的經歷和回憶,對她日後在工作中判斷何時要堅持,何時要妥協,都有很大的影響。到了大學畢業,知道有「特殊學校」,自己又喜歡當老師,於是應徵元朗晨曦學校並獲得錄用,那漫長的特殊教育路就正式開始,在那裏當了十二年教師。   轉變  還看父母的決心 回想二十多年前,社會大眾都不太認識自閉症(Autism),她初接觸時都好奇,有些學生經過訓練後會有很大進展,但又有部分學生依然故我,總是沒法自我控制。其中吳校長印象最深的是兩位小學一年級生,讓她明白父母的決心和態度,對孩子的成長至為重要。 當時班上一位同學十分偏食,他本身有自閉症,同時又有情緒和行為問題,激動時會把碗筷掃落地上,或是躺在地上大叫大喊,甚至動手打人。幸好他父母態度一致,同意孩子的行為交給媽媽處理,爸爸不會「唱反調」,媽媽遇到困難時亦願意聽老師吳靜雯的意見。那時小孩不吃飯也不吃菜,只吃即食麵,更不肯依時吃,任性起來又會在夜半吵醒媽媽煮給他吃。吳靜雯認為要處理他的問題,除了三餐要定時,堅持不吃便沒得吃外,更要媽媽下決心,不會半夜起床給孩子煮麵。